狐文化特輯(11)狐妖餘論:博學多才的知識分子——「學狐」

楊冪

文:哀吾生之須臾

隨著時代推移,狐文化經历了漫長的嬗變過程。狐曾經以不同的文化面貌存在於古人的認識中,筆者嘗試歸納之,最終分別定類為「凡狐」、「靈狐」、「祥狐」、「神狐」、「瑞狐」、「狐魅」、「狐妖」、「狐神」、「狐仙」等不同階段及形態。

楊冪

狐在先秦古人的印象中,有極具靈性、通達人情、懷有仁德的一面,亦有神祕詭異、難以捉摸、鬼鬼祟祟的一面。基於這兩種印象,「靈狐概念」後來分別沿著「瑞狐文化」和「妖狐文化」這兩個方向發展。

其中,妖狐文化的發展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自先秦到魏晉,主要表現為民俗宗教文化;第二階段是自六朝至今,除了作為民俗文化存在之外,文學作品中亦有不少妖狐形象。筆者姑且將之概括為「妖狐民俗文化」和「妖狐文學文化」。

故簡單而言,「妖狐文化」可以劃分為三部分,

  1. 先秦以來流行於民間的「狐魅」觀念——這可謂是「妖狐文化」的早期形態。
  2. 文學作品中的「狐精」及「狐妖」的表現——這反映著當時社會上流行的狐妖觀念,一定程度上體現著相應時期的「妖狐文化」。
  3. 演化自狐魅觀念的「狐信仰」——其中又可分為「狐神信仰」和「狐仙信仰」。

上述內容在此前的篇章中亦有談及,但其實其中對應著「妖狐文學文化」的第二項還可以繼續展述。

魏晉之際,故事傳說中的狐開始從「精」轉化為「妖」。於是,在自此以降的傳說記載及志怪小說中,狐便經常以人的形貌出現在人類活動的環境,並與人類進行交往。筆者將之定類為「狐妖」,以此和未能化作人形的「狐精」作區分。

不同故事中的狐妖的變幻程度雖有差別,但大多都具備幾乎完美的人形及明確的人類身份,甚至擁有姓名,完成了人性化甚至人格化。它們的行事方式不盡相同,按照其具體表現,或可以再細分為:「淫狐」、「狐媚」、「妖狐」、「狐妻」、「學狐」、「天狐」 、「仙狐」、「善狐」等諸類。

作為神獸、瑞獸,比狐更燿眼的族群比比皆是,但作為妖精,無論是作祟事跡之多、妖異性之高,還是族群數量之多,狐妖都是其他妖類莫能比肩的。

明·羅貫中《三遂平妖傳》雲:「話說諸蟲百獸,多有變幻之事,如黑魚漢子、白螺美人、虎為僧為嫗、牛稱王、豹稱將軍、犬為主人、鹿為道士、狼為小兒,見於小說他書,不可勝數。就中惟猿猴二種,最有靈性。算來總不如狐成妖作怪,事跡多端。」
明·淩濛初《二刻拍案驚奇》雲:「天地間之物,惟狐最靈,善能變換,故名狐魅。」
明·徐昌祚《燕山叢錄》卷八雲:「大抵物久而為妖,有情無情皆有之,而惟青丘之獸(指狐)為多。」

狐妖身上不僅體現著一些通用的宗教觀念,如「物老成精」、「象人之形」等,還體現著許多狐妖特有的宗教觀念,諸如「狐妖」、「狐仙」等,甚至還體現著古代中國人的倫理觀、女性觀等價值觀念。

其身上反映著的很多時候也不是文人對狐的評價,反而是對人性的認識、批判和思考。這是狐妖相較於其他妖類最為特別的地方,也是中國狐文化的一大魅力所在。在古代志怪文學中,沒有其他妖物能像狐妖一樣得到廣大小說家的青睞。

本系列文章將嘗試對志怪故事中的不同狐妖形象進行概括,歸納其行為表現的特徵,並分析其形象特徵背後的文化背景及其所隱含的文化觀念,由此讓各位讀者及筆者本身可以對「狐」這一文化形象有更廣泛而全面的認識。

囿於篇幅,若對引錄故事的原文感興趣,請自行查閱。


魏晉之際,故事傳說中的「狐精」逐漸轉化成「狐妖」。於是,在自此以降的傳說記載及志怪小說中,狐便經常以人的形貌出現在人類活動的環境,並與人類進行交往。

其中有一類十分特殊的狐妖,它們博學而多才,喜歡談經論道,與它們那被喚為「媚獸」、「淫獸」的同族截然不同。筆者稱之為「學狐」。

六朝故事中「學狐」形象

古人認為狐是「智獸」,由此便生出狐妖喜讀書的傳聞。

北宋《太平禦覽》引東晉·伏滔《北徵記》雲:「皇天塢北古特陶穴,晉時有人逐狐入穴,行十餘裡,得書二千卷。」

於是,書生化、博學化的狐妖形象便由此誕生。這種「學狐」形象始見於東晉時期,以下引述數則東晉及稍後時期的「學狐」故事以觀之。

  • 東晉·幹寶《搜神記》卷一八——胡博士

此則故事中的「胡博士」之學識足以教授諸生,可見其博學。

  • 東晉·幹寶《搜神記》卷一八——燕昭王墓斑狐

此則故事中的燕昭王墓斑狐能化形為書生。燕昭王以好士著稱,此狐受其浸濡,亦為學貫百家、見識廣博之士。

  •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八——胡道洽

此則故事中的「胡道洽」喜歡音樂及醫術,其才學之高足以收取弟子。

  • 南朝宋·劉義慶《幽明錄》——董仲舒之客貍

此則故事中的學狐,乃董仲舒之客貍。此客貍同樣學識淵博,卓越不凡。古人以為狐、貍同類,故筆者將之歸入「學狐」。

——

縱觀中國妖怪傳說,唯獨狐的才智得到突出強調並體現在學問上,其他妖物莫能相比。如果說狐妖的淫媚化所反映的是古人對狐的惡意,那麼狐妖的博學化所反映的應該便是六朝學士對狐的好感,是對其智慧的贊美。

這種學狐形象的誕生在某程度上亦反映了兩晉南北朝社會崇尚知識,以博學為榮的文化心態。

南朝梁·陶弘景《南史》「隱逸傳下」雲:「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

由此,或可窺得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的性格,說不定學狐就是士人自我投射到志怪小說中的形象,這一點從學狐都是雄狐,好清談論道的特徵可知一二。因此,當士人作者或讀者對故事中的學狐萌生欣賞、惋惜之情時,這種情感的宣洩對象也說不定其實是學狐所映射的他們本身。

唐代狐妖的博學化現象及「術狐」特徵

狐妖表現出儒雅、才學出眾的特徵,與傳統的所謂「淫獸」、「媚獸」的性格大相徑庭。這種全新的狐妖形象在唐代狐妖故事中亦經常出現,在後世亦历久不衰。

  • 北宋《太平廣記》卷四四八引唐·戴孚《廣異記》「李參軍」

李參軍所遇到的「讀《漢書》之老人」便是狐妖,當屬學狐一類,但最後被殺了。

  • 同上書卷四四九引唐·戴孚《廣異記》「李元恭」

崔氏所遇之「胡郎」,博學多才,有名言曰「人生不可不學」,又引三人(狐)先後為崔氏傳授經學、書法和音樂,但最後都被殺了。

  • 同上書卷四五一引唐·戴孚《廣異記》「崔昌」

崔昌所遇之「小兒」本為狐,仰慕崔昌的學問。

  • 同上書卷四五一引唐·戴孚《廣異記》「孫甑生」

唐道士孫甑生本以養鷹為業,後因放鷹,入一窟,見狐數十枚讀書。有一老狐當中坐,迭以傳授。……

孫甑生所遇的窟中群狐,正在讀書,亦是「學狐」一類。此處還有值得註意的一點,那便是「狐書」。

  • 同上書卷五四引唐《宣室志》之《尹瑗》

此則故事中的「朱生」同樣是因傾慕尹瑗學問而來,亦屬學狐,最後也被殺了。

——

由上引數例可見,學狐形象於唐代依然存在。不過,雖然與六朝時期一樣,唐代學狐無一不是雄狐,但唐代狐妖「好學嗜讀」的特徵卻更多體現在法術方面,而不再是在學問上。

實際上,到了唐代,六朝時期「學狐」形象中的「博學」元素已經成為整個狐妖族群的共同特質,基本上可謂凡是狐妖都博學多才。在此基礎上,唐代狐妖形象還有法術化的現象,所以唐代故事中的狐妖除了通曉人間經史百家,還掌握著道法之術。

北宋《太平廣記》卷四四八引唐·戴孚《廣異記》「李氏」中,大狐媚惑少女,「以藥顆如菩提子大六七枚,擲女飯碗中」。

這是媚藥,而同則故事中的另一只狐妖小狐也因為與大狐爭風吃醋,先後用藥、桃枝和符禁治大狐。

北宋《太平廣記》卷四四九引唐·戴孚《廣異記》「韋明府」中,崔狐將燒鵲巢、持鵲頭的退狐之法教給其丈母。
同上書卷四五〇引唐·戴孚《廣異記》「楊氏女」中,大胡郎通曉懸鵲頭的辟邪之術。
唐·張讀《宣室志》卷八「林景玄」中,老狐可以自知死日,並用死鵲禳災。

唐代狐妖的這種學問法術化的情況大概與盛行於唐代的「狐神信仰」及「天狐崇拜」密切相關。在唐代的狐妖故事中、「狐神」和「天狐」往往都精於法術,善於卜算。

一如學狐「博學多才」的特徵,「精於法術」和「善卜休咎」在後世也成為了狐妖整個族群共同擁有的特徵。凡是狐妖,其故事中大多都有這方面的表現,或可將之歸納為「術狐」特徵。

例如北宋·劉斧《青瑣高議》後集卷三「小蓮記」中的狐女「小蓮」。

在其故事中,故事人物李郎中生病,小蓮為其診病並對癥下藥,李郎中如其言辦,很快就康複了。之後凡是李郎中的家人生病,只要聽從小蓮的話去修養,無一不恢複健康,由此可見小蓮精通醫術。而且,小蓮「言人休咎無不驗」,可見她也精通卜算之術。

小蓮精通卜算、醫術,顯然亦屬「術狐」,這是唐代術狐觀念的延續,但亦因此,「精於法術」這一特點並沒有使狐妖群體中化出一種獨特的新形象,其從一開始便是作為所有狐妖的共同特徵而存在。

「術狐」觀念的來源——「狐鳴占」

古人認為狐妖能知休咎,這一認識大概是來自漢代或更古老的民俗文化。在中國古代的占卜文化中,根據不同的動植物、器物,甚至鬼怪的鳴叫聲來占測吉兇禍福是一種重要的占卜方法,例如釜鳴占、鳥鳴占、狐鳴占等。

所謂狐鳴占,就是依據狐貍的鳴叫聲來占測兇難,還有相應的厭禳之法以祛邪禳災。

在傳世文獻中,很難看見有關狐鳴占的具體內容的記載。公布於2009年的日本杏雨書屋所藏的一件編號為羽044的敦煌文書中所保存的狐鳴占相關內容是目前所見唯一傳世且較為完整的狐鳴占文獻。

透過解讀該文獻的內容,可知古代中國曾有通過狐鳴占測兇難的卜算文化和與之相應的厭禳方法。現實中的流行民俗文化,是這份狐鳴占文獻得以被記錄下來的前提,所以這份文獻產生的時間就應在以狐鳴預兇為狐信仰重要內容的漢魏南北朝時期。

「狐鳴占」所誕生的具體時間已難以稽考,但在漢代之前似乎已經存在這種文化。

秦末陳勝吳廣借山中狐鳴威眾起義之事中,狐鳴除了有威眾之效外,也有被認為是預兆著秦朝的崩潰。不過,筆者覺得在此事中借狐鳴的既然是陳吳二人,那麼從秦朝的角度去解讀這聲狐鳴似乎不太自然,所以此例也未必與狐鳴占有關。

不過,起碼在漢代,這種占驗法就已經很普遍了。古籍中也能找到不少與狐鳴相關的記載,大多都明示狐鳴為兇兆。

西漢·焦延壽《焦氏易林》卷十二載:「狐嘈向城,三旦悲鳴,邑主大驚。」
同上書卷十六載:「鳥飛狐鳴,國亂不寧。下強上弱,為陰所刑。」
東漢·王充《論衡》卷十六「遭虎」載:「古今兇驗,非唯虎也,野物皆然。……盧奴令田光與公孫弘等謀反,其且覺時,狐鳴光舍屋上,光心惡之。其後事覺,坐誅。」
《隋書》卷二二「五行志上」載:「(梁武帝)中大同中,每夜狐鳴闕下,數年乃止。京房《易飛候》曰:『野獸群鳴,邑中且空虛。』俄而國亂,丹陽死喪略盡。」

在唐代及五代時期,世人仍以狐鳴為不吉之兆,狐鳴占在當時人們的現實生活中仍能得到應用。此外,敦煌文書羽044之《狐鳴占》的面世說明至少在宋代早期的敦煌地區仍有流傳狐鳴占及其相關記載。

雖然隨著社會發展及人們認識水平不斷提高,狐鳴占作為一種雜卜法逐漸被人們遺棄,最終消亡,但或許便是因為狐鳴占在古代民俗文化中還殘留著一些影嚮,所以古人在塑造狐妖形象的時候也相信它們具有預知和避禍的能力。

術狐的特有法寶——「狐書」

或是呼應這種狐妖法術化的現象,且又因古人認為術當出自書,所以唐代志怪小說中出現了一個新概念——「狐書」。

所謂「狐書」,亦稱「天書」,是狐學習修煉法術的祕籍。狐妖幻化人形須借法術,作祟惑人,與道士術士鬥法亦須有神術法力,千歲狐要想通天,更應掌握高超法術。總之,狐種種作祟護身之法,「預知休咎」,禍福於人之術,均得自「狐書」。

《太平廣記》引有一則唐人小說,其中便有關於「狐書」的描寫。

北宋《太平廣記》卷四五四引「張簡棲」
南陽張簡棲,唐貞元末,於徐泗間以放鷹為事。……俄至夜,可一更,不覺至一古墟之中。忽有火燭之光,迫而前,乃一塚穴中光明耳。前覘之,見狐憑幾,尋讀冊子。其旁有群鼠,益湯茶,送果栗,皆人拱手。簡棲怒呵之,狐驚走,收拾冊子,入深黑穴中藏。簡棲以鷹竿挑得一冊子,乃歸。至四更,宅外聞人叫索冊子聲,出覓即無所見。至明,皆失所在。自此夜夜來索不已。簡棲深以為異,因攜冊子入郭,欲以示人。往去郭可三四裡,忽逢一知己,相揖,問所往。簡棲乃取冊子,話狐狀,前人亦驚笑,接得冊子,便鞭馬疾去。廻顧簡棲曰:「謝以冊子相還。」簡棲逐之轉急,其人變為狐。馬變為麞。不可及。廻車入郭。訪此宅知己,元在不出,方知狐來奪之。其冊子裝束,一如人者,紙墨亦同,皆狐書,不可識。簡棲猶錄得頭邊三數行,以示人。今列於後。(下缺)

張簡棲所獲「狐書」之冊,文字雖不可識,但可兼照其他故事中關於狐書的描寫來進行推測。

唐·張薦《靈怪集》「王生」寫,杭州王生在圃田見二野狐倚樹人立,「手執一黃紙文書」,王生奪得,「才一兩紙,文字類梵書而莫究識」。後野孤化王生弟而來,詐回狐書,並說「今日還我天書」。

狐妖稱「黃紙文書」為「天書」,兼照「張簡棲」所言,天書所載的文字與「梵書」類似,看了也不懂。

北宋《太平廣記》卷四五一引唐·戴孚《廣異記》「孫甑生」寫,孫甑生放鷹入一窟,「見狐數十枚讀書,有一老狐當中坐,迭以傳授」。

故事中孫甑生奪書而還,翌日便群孤上門,持金贖書。孫抄寫一本,狐授口訣傳法,孫甑生便成為了術士。以上很清晰地說明了狐書乃道術之書,所載的法術可使凡人成為術士。

不過,狐書內容不止這些。

唐·張讀《宣室志》卷八「林景玄」寫,墓穴中狐翁「手執一軸書」,其書「點畫甚異,有似梵書而非梵字,用素縑為幅,僅數十尺」。

故事中,狐翁言「吾命屬土也,克土者木,日次於乙,辰居卯,二木俱王,吾其死乎」。由此來看,這冊狐書當是五行占卜之書。

唐·薛漁思《河東記》「李自良」寫,家中道士「執兩紙文書」,「其字皆古篆,人莫之識」,狐道士稱之為「天符」。

這冊狐書當屬符法之書。因為道士是天狐,他的符法大約也得自天上,故稱「天符」。前引《靈怪集》「王生」中王生所奪文書,亦被稱為「天書」,大概也是出自天宮。

北宋《太平廣記》卷四四九引唐·戴孚《廣異記》「韋明府」中,天狐崔參軍「懷出一文字」送給丈母娘,令其糢仿著寫,以治作祟的狐小妹,並言「天曹知此事,我幾死」。

此處的「文字」顯然也是自天上來的祕卷,所以天狐崔參軍才會說,要是被天曹發現它私相授受,它就危險了。

另外還有一些例子,大概也是符法相關的書。

北宋《太平廣記》卷四五二引唐·戴孚《廣異記》「李萇」中狐妖送給李萇的書帖「符法甚備」。
北宋·徐鉉《稽神錄》「張謹」中狐妖說「此符法我之書也」。

狐書中還有一種「通天經」。

南宋·曾慥《類說》卷一一引唐·牛僧孺《玄怪錄》「狐誦通天經」
裴仲元家郭北,因逐兔入大冢,有狐憑棺讀書。仲元搏之不中,取書以歸,字不可認識。忽有胡秀才請見,曰行周,乃憑棺讀書者。裴曰:「何書也?」曰:「通天經,非人間所習。」

此經名《通天》,而且「非人間所習」,顯見是狐修行通天術的祕籍,也正是所謂天書、天符之類,大概是狐書中最寶貴者。

也有狐書不是符禁占卜之書,但也為狐所珍祕。

北宋《太平廣記》卷四四八引唐·溫庭筠《乾 子》「何讓之」中,何讓之在墓窟所得「一帖文書」,「紙盡灰色,文字則不可曉解」,乃是天狐「應天狐超異科策第八道」。

這文書是天狐的試帖,天狐憑此策登科,才能成為天帝近侍,故而視為至寶,不容他人 奪走不還。

狐書是出現在唐代狐妖傳說中的新內容,具有濃重的道教色彩,也是道教文化滲透影嚮狐文化的結果。狐書是道書,但又因唐代存在以狐指胡的文化現象,所以其上所載的文字又類似梵文。

狐書是狐的看家法寶,猶如命根,絕對丟舍不得。特別是「天書」、「天符」和「通天經」這些,由於是得自天宮,所以便更不能洩露於人世。

北宋《太平廣記》卷四四九引唐·戴孚《廣異記》「韋明府」中,天狐崔參軍就因為洩露了天書,被天曹幾乎打死,並遭受流放「長流沙磧」。
同上書卷四五一引唐·戴孚《廣異記》「孫甑生」中,道士孫甑生得狐所傳授祕訣,狐叮囑他「不得示人」,若違犯必定死於非命,也是同樣原因。

因此,狐妖失去狐書後,便要百計奪還,於是有種種贖書、索書、騙書之事。

明·馮夢龍《醒世恆言》第六卷「小水灣天狐詒書」結末四句詩有雲「狐有天書狐自珍。」這是很妥帖的斷語。

狐書之說,後世小說仍有描寫,大多循唐代舊說,別無新意。

北宋·劉斧《青瑣高議》別集卷一「西池春遊」雲:「有耕者耕壞冢,見老狐憑腐棺而觀書,耕者擊之而奪其書,字皆不可識。經日復失之,不知其何書。」
南宋·陸游,其詩亦用狐書典,《劍南詩稿》卷六七「林間書意」之二:「不讀狐書真僻學,未登鬼篆且閒遊。」又卷七一「閒中偶詠」之一:「不識狐書那是博,尚分鶴料敢言高。」

清代狐妖之「學狐特徵」及「術狐特徵」的殘餘體現

在後世的妖精故事中,作者不管賦予妖精多麼完備的人性,總要多少顯示其異於人類的特性。除了因化形不完美所遺留的破綻之外,故事中的狐妖之異於常人處多體現在其具有的特殊能力,而這些特殊能力大都可以歸納為「術狐特徵」。

在後世文人的筆下,術狐特徵雖然比學狐形象被更為廣泛地描寫,但後者在諸類狐妖中也算是經久不衰,直到清朝仍能看見它們的身影。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四「雨錢」載:「濱州一秀才讀書齋中,有款門者,啟視則一老翁,形貌甚古。延入,通姓氏,翁自言:『養真,姓胡,實狐仙。慕君高雅,願共晨夕。』生故曠達,亦不為怪。相與評駁今古,殊博洽,鏤花彫繪,粲於牙齒,時抽經義,則名理湛深,出人意外。生驚服,留之甚久。」

此處之「胡翁」毫無疑問亦是「學狐」,不過相比起它在唐代的那些死於非命的前輩們,胡翁可謂是真正的覓得知音。

由於狐妖修煉仙道,所以清人認為狐妖擅醫。這種擅長醫道的狐妖,不僅有高超醫術,且講究醫德,常能救死扶傷,體現了唐代狐妖的「術狐」特徵和清代狐妖的善性。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五「上仙」雲:「南郭梁氏家有狐仙,善長桑之術」。

這「長桑之術」即為醫術,相傳春秋良醫扁鵲之師名長桑君。

清·陳其元《庸閑齋筆記》卷二「狐知醫」也寫到狐仙能醫,記有許多事跡。

結語

古人認為狐是「智獸」,由此便生出狐妖喜讀書的傳聞,繼而使書生化、博學化的狐妖形象誕生。縱觀中國妖怪傳說,唯獨狐的才智得到突出強調並體現在學問上,其他妖物莫能相比。

如果說狐妖的淫媚化所反映的是古人對狐的惡意,那麼狐妖的博學化所反映的,該是六朝學士對狐的好感及對其智慧的贊美。說不定學狐就是士人用以自我投射到志怪小說中的形象。

唐代學狐出現了博學化和法術化的現象,狐妖除了精通經史,竟也變得多才多藝起來,甚至還通曉各種法術。這種現象對後世狐妖觀念的影嚮很大,幾乎所有狐妖故事的狐妖或多或少都會體現這種特徵。

此外,晉唐兩代的學狐術狐故事對日本的狐妖傳說也造成了頗大影嚮。日本·吉野裕子《神祕的狐貍》中曾言……

日本《提醒紀談》中有白髮學狐,名曰幸庵及蛻庵。前者「常以佛理教諭他人」,「知吉兇禍福及將來之事」,後者「善卜筮」。
日本《其昔談》中也有「嗟來狐」,會讀書寫字。

其中的狐妖都有「術狐」及「學狐」的特徵。

參考材料

《中國狐文化》P.66-67,74-77,123-126,李劍國

《一見罕見的「狐鳴占」文獻及相關問題》王祥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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