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文化特輯(14)狐妖餘論:修仙的近人情者——「善狐」

狐妻

文:哀吾生之須臾

隨著時代推移,狐文化經历了漫長的嬗變過程。狐曾經以不同的文化面貌存在於古人的認識中,筆者嘗試歸納之,最終分別定類為「凡狐」、「靈狐」、「祥狐」、「神狐」、「瑞狐」、「狐魅」、「狐妖」、「狐神」、「狐仙」等不同階段及形態。

狐妻

狐在先秦古人的印象中,有極具靈性、通達人情、懷有仁德的一面,亦有神祕詭異、難以捉摸、鬼鬼祟祟的一面。基於這兩種印象,「靈狐概念」後來分別沿著「瑞狐文化」和「妖狐文化」這兩個方向發展。

其中,妖狐文化的發展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自先秦到魏晉,主要表現為民俗宗教文化;第二階段是自六朝至今,除了作為民俗文化存在之外,文學作品中亦有不少妖狐形象。筆者姑且將之概括為「妖狐民俗文化」和「妖狐文學文化」。

故簡單而言,「妖狐文化」可以劃分為三部分,

  1. 先秦以來流行於民間的「狐魅」觀念——這可謂是「妖狐文化」的早期形態。
  2. 文學作品中的「狐精」及「狐妖」的表現——這反映著當時社會上流行的狐妖觀念,一定程度上體現著相應時期的「妖狐文化」。
  3. 演化自狐魅觀念的「狐信仰」——其中又可分為「狐神信仰」和「狐仙信仰」。

上述內容在此前的篇章中亦有談及,但其實其中對應著「妖狐文學文化」的第二項還可以繼續展述。

魏晉之際,故事傳說中的狐開始從「精」轉化為「妖」。於是,在自此以降的傳說記載及志怪小說中,狐便經常以人的形貌出現在人類活動的環境,並與人類進行交往。筆者將之定類為「狐妖」,以此和未能化作人形的「狐精」作區分。

不同故事中的狐妖的變幻程度雖有差別,但大多都具備幾乎完美的人形及明確的人類身份,甚至擁有姓名,完成了人性化甚至人格化。它們的行事方式不盡相同,按照其具體表現,或可以再細分為:「淫狐」、「狐媚」、「妖狐」、「狐妻」、「學狐」、「天狐」 、「仙狐」、「善狐」等諸類。

作為神獸、瑞獸,比狐更燿眼的族群比比皆是,但作為妖精,無論是作祟事跡之多、妖異性之高,還是族群數量之多,狐妖都是其他妖類莫能比肩的。

明·羅貫中《三遂平妖傳》雲:「話說諸蟲百獸,多有變幻之事,如黑魚漢子、白螺美人、虎為僧為嫗、牛稱王、豹稱將軍、犬為主人、鹿為道士、狼為小兒,見於小說他書,不可勝數。就中惟猿猴二種,最有靈性。算來總不如狐成妖作怪,事跡多端。」
明·淩濛初《二刻拍案驚奇》雲:「天地間之物,惟狐最靈,善能變換,故名狐魅。」
明·徐昌祚《燕山叢錄》卷八雲:「大抵物久而為妖,有情無情皆有之,而惟青丘之獸(指狐)為多。」

狐妖身上不僅體現著一些通用的宗教觀念,如「物老成精」、「象人之形」等,還體現著許多狐妖特有的宗教觀念,諸如「狐妖」、「狐仙」等,甚至還體現著古代中國人的倫理觀、女性觀等價值觀念。

其身上反映著的很多時候也不是文人對狐的評價,反而是對人性的認識、批判和思考。這是狐妖相較於其他妖類最為特別的地方,也是中國狐文化的一大魅力所在。在古代志怪文學中,沒有其他妖物能像狐妖一樣得到廣大小說家的青睞。

本系列文章將嘗試對志怪故事中的不同狐妖形象進行概括,歸納其行為表現的特徵,並分析其形象特徵背後的文化背景及其所隱含的文化觀念,由此讓各位讀者及筆者本身可以對「狐」這一文化形象有更廣泛而全面的認識。

囿於篇幅,若對引錄故事的原文感興趣,請自行查閱。


大凡鬼怪之屬,總要祟人害人,但狐作為妖物卻被認為是在「人物之間」,所謂「狐近於人也」。既然狐與人性相近,那麼狐便具有對人性、倫理的天然悟性。因此,狐被認為是極有靈性、慧性和仙根之物。

其以修道求仙為目標,有異於一般妖物,即所謂「狐則在仙妖之間」,此說法亦指出了狐由妖而仙的轉化本能,在修仙過程中的狐具備著妖和仙的雙重屬性。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〇說:「人物異類,狐則在人物之間;幽明異路,狐則在幽明之間;仙妖異途,狐則在仙妖之間。」

在一些故事中,狐亦有「狐禮」,一如人類,而不似其他野蠻的妖類。清代的狐妖在大眾印象中還具有「具人情」、「重情義」、「循禮義」等表現和特徵。

由此,清代也誕生了許多人狐交往的故事,有承繼前代的人狐婚戀類型,也有人狐友誼的類型,一些狐妖甚至還會見義勇為,樹立起一個個令人尊敬親近的形象。清人滿懷親切之情地喚其等為「狐仙」。人狐關系由此變得遠較前代親密。

這種「仙妖之間」的狐妖,「雖異類,然無害於人」,更是人們的良師益友,筆者稱之為「善狐」,或者「情狐」。其與「仙狐」其實是一體兩面的存在,不過筆者想從有別於道教文化的角度去描述清代狐妖在大眾心中的形象,即由人狐互動的角度來看人狐關系的演變。

從修仙理論中衍生而來的善性

在清人看來,狐的修道過程,最上乘的順序是由獸道向人道轉化,然後再到仙道。

在此過程中,狐「非惟形化人,心亦化人」。此處的「心」或可理解為道德、倫理等價值觀。所以狐修人道,並不是隨便修個人身就成,還得「煉心」,成為正人君子。只要做到這一步,才能談成就仙道,甚至還可以說,修成人道之時也就成就仙道了。

仙之於人,從清人倫理角度看無非是大善大仁之人。因此,狐需通過修人道,煉人心的過程獲得人的倫理意識,並用之以規範自己的行為。

理和情本來就難分難解,其本身都植根於善性,所以從清代那一套又一套的道德理論中,便衍生出了這種具有善性的狐妖形象。

它們有如人類般友愛善良的美好情感。在一些故事中,狐亦有「狐禮」,一如人類,而不似其他野蠻的妖類。這種「人心」還體現在狐妖具「人情」、「循禮義」等表現和特徵。如此,狐妖即使還沒有完全脫離狐的本質,但也已經能樹立起一個個令人尊敬親近的形象。

由此,清代也誕生了許多人狐交往的故事,有承繼前代的人狐婚戀類型,也有人狐友誼的類型,一些狐妖甚至還會見義勇為。清人滿懷親切之情地喚其等為「狐仙」。

清代狐妖之善性及其近乎人情的表現

在與人交往中,狐妖亦常表現出扶困濟貧、樂於助人的品德。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記,滄州劉果實太史晚歲家居,授徒自給,家貧,「簞瓢屢空」。一次買米鬥餘,吃了一個多月仍吃不盡,原來是天狐慕其雅操,「日日私益之」。
同上書卷三中,有婦賣面養姑,夜夜推磨到四更,同住的兩位狐姊妹為其所感動,每夜暗中幫助推磨。

可見,清代狐妖會因尊敬人的情操和孝心而幫助有需要幫助的貧者。

人們認為狐善搬運財物,能使人致富,是故奉為財神。但善狐助人有道,只是周濟貧者及忠厚正人,​​這是清代仙狐的一條原則。

由於狐妖修煉仙道,所以清人認為狐妖擅醫。這種擅長醫道的狐妖,不僅有高超醫術,且講究醫德,常能救死扶傷。其身上體現了唐代狐妖的博學特質和清代狐妖的善性。

《閱微草堂筆記》卷七記,一狐媼急人所難,在鄉裡婦人病危之時,主動上門傳授祕方,救人一命,堪稱有道之狐。

另外,在狐妖和人的交往過程中,雖然多見採補之狐,但也有許多狐妖是出於情愛追求人間男女的,所謂「本出相悅,無相媚意」。

且不說經過文學審美處理的情長意重的眾多狐妻狐女,如《聊齋志異》等書所描寫的那樣;即便在民俗態故事中,也流傳著許多人狐婚戀的故事,狐妻們不但是賢妻良母,還會把自己的愛、良知和力量都盡數付諸於家庭和親人之上。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五載,一名狐女從狐家逃出,被故事人物灶丁收留為妻,「親操井臼,不異貧家」,竟使灶丁致小康。
同上書卷一二中,一位狐女雖因異類被逐,但也深明「夫婦之義」,在丈夫死後仍來哭喪,留金斂葬。狐女「知禮」如此,所以人們稱道她「心亦化人」。

如此至情至性的狐女還有很多,此處不贅述。狐妻中還有忠烈之狐。

《壺天錄》卷下載,狐妓阿秀為故事人物葉生所愛,脫籍為妾,舍身救護丈夫和大婦,被賊人殺死,作者贊其「得情之正而著其烈」 。

狐仙還被看作是知恩圖報的仁義之孤,此類故事頗為常見,有以婚姻相報,有以財物相報,有以救難相報等等。

還有許多狐俠故事,狐之行一如人之俠,打抱不平,排難解紛。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四載,邨夫子程老女兒被裡中惡少調戲,其狐友便遣一狐婢化作程女引誘少年,把他弄得「一息尚存」才離去,結果「百計醫藥,幸得不死,資產已蕩然」。

紀昀贊曰「此狐中之朱家、郭解」。

同上書卷一八載,一太學生被妻黨所欺,家產被霸占,太學生與前妻所生子備受虐待。後圃狐妖為之打抱不平,作崇不已,妻黨吃盡苦頭,終被趕走。

此狐路見不平,「義所當為,奮然而起」,分明是俠義之狐。

《壺天錄》卷下記,百姓王永以力養母,母親給他攢下一點娶媳婦的錢,有賊想竊去,便受到了狐仙懲治。王永患重病,狐仙賜藥愈之。

作者說「此仙能助節孝,則仗義一流,而近於俠矣」。

從上述數例看,這些狐妖懲惡討姦,扶貧濟弱,頗合古來的俠義精神,堪稱狐俠。

總而言之,在清代人狐關系中,狐尤其是仙狐(狐仙)總以「有情有義」的面貌出現。其形象符合清代人對道德倫理的一切規範,又充滿著人類的美好情感,體現了人情和天理的兼容性。

人狐親密無間,以致狐竟成為人類生活中的一部分,泯滅了人妖界限。情狐、義狐、仁狐、狐友、狐俠……如此具有人類善性美德的狐妖,是清代小說家爭相描寫的對象。

清代狐妖之妖邪性的消弭

狐在「人物之間」、「仙妖之間」,當然也具有作祟的妖性。但清人相信狐妖的人性、仙性大於妖性,所以即使作崇,也有原因、限度,合乎道理的。

《壺天錄》卷下雲:「總之狐仙皆敦性義者也。其所以祟人者,皆人有以侮之耳。不之侮而某人者,吾未之前聞也。觀此數事,信然。」

上引文中所記「數事」,均發生在天津。其中之一是說梁家園牆外跑馬場為狐仙聚居,一英國醫生故意前去打獵,結果遭到一大黃狐戲弄,墜馬受傷。一小狐被巡丁殺死,巡丁剝售其皮,結果夜發疾暴死。

這類事《壺天錄》卷下還記有許多,「皆有以觸犯之而後遭其戲弄」。其他清人小說筆記這種記載也屢見不鮮。

《夜雨秋燈續錄》 卷一「碧雲」說,「仙人非可以觸犯者」。

狐的作祟被認為是其受到冒犯後所作出的行為反應。

《閱微草堂筆記》卷五記海豐僧寺多狐,「時時擲瓦石嬲人」。

這本是狐的頑皮淘氣的表現,本無惡意,但受到一學究呵責,狐遂用惡作劇報複。這被認為是「狐未犯人,人乃犯狐,竟反為狐所中」。狐仙如此般地透過惡作劇來實行報複的例子還有很多。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〇記一老儒無端罵罵古冢中狐,結果老儒積攢的四錠銀子陸續不翼而飛。
《新齊諧》卷二三「狐仙親嘴」中,狐妖遭故事人物王某惡罵,於是化一女子抱之親嘴,見王某果然不拒絕,便變為一短黑男子,胡尖如針,使王某刺痛大喊。

狐報複的程度視所受觸犯程度而定。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七說甲乙二人捕狐,結果受到狐的百般戲弄,狼狽不堪。

狐對於「戕殺之仇」只是「以游戲報之」,不過這是因為二人還未傷害到狐。因此紀昀贊其曰「善留餘地」。

同上書卷二一記,值更者殺死狐的妾,被狐用石灰弄瞎雙眼。

但此狐的報複方式十分酷烈,再不是惡作劇式的「小虐之使警」了。相似的還有卷一二所記,惡少數人捕得二狐,強迫它們變幻成美女之事,二狐之後逃脫,報之以火災,惡少們之家乃至本身都被焚毀。

狐作崇也不全是因為自己受到冒犯,有時候是出於正直之心,因而教訓和懲治他人。例如清·夏昌祺《雪窗新語》卷二「狐借衣」,《閱微草堂筆記》中的事例亦有很多,作者稱其行「頗快人意也」。

像這種「頗快人意」的惡作劇,《閱微草堂筆記》卷五亦記有二事,大抵都是狐攝去「以財為命」的守財奴的錢財予以教訓。

總之,在清人的觀念中,「狐仙」作祟都有其道理,並非隨心所欲,無理取鬧。且即使作祟也有分寸,大惡大報,小惡小報,通常不過「小小擾人」而已,此即謂作祟有度。

清代民眾對狐仙滿懷崇敬親切之心,不僅認為「狐意未必大惡」,更認為狐仙善惡是非分明,「守正無私」。這是在長期狐仙崇拜中積定在民眾心理中的民俗觀念。與唐代到明代的狐神信仰相比,民眾的心態是完全不同的。

狐妖善美化的因素之一——主觀認知中人狐距離的變化

上述具備善性和人情的「善狐」很多時候還兼備「家狐」的身份,即人們家中的守護「狐神」,或者說是人們家中供奉的「狐仙」。

關於家狐的傳說比比皆是,《閱微草堂筆記》中便多有記述,有的還是作者紀曉嵐家中的家狐。

卷三寫,在紀家假山上小樓居住了五十多年的狐仙,彼此「相安已久」。
卷九載,佃戶劉子明「有狐居其倉屋中,數十年一無所擾」,也是「相安已久」。而且「或遇火盜,扣門窗作聲,使主人知之」。
卷一五說有狐居某氏書樓數十年,經常替主人「整理卷軸,驅除蟲鼠」,儼然一位藏書專家。主人宴集賓客,邀其出酬,其亦非常善談,只是終不見形。

清代有一種認為狐妖狐仙是反盜竊專家的觀念,官府寺廟似乎都有亦狐仙守護文書的描述,所以上引卷一五之狐妖的表現大概也能如此理解。如此觀之,家中狐仙與家庭的保護神也沒差多少了。

卷一五之文中還揭露出許多家狐成為人的朋友的情況,此即所謂「狐友」,有關傳聞極多。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四載,有人與狐為友,將出外行商,以家事托狐,狐友防火防盜,管理童婢,家政搞得井井有條。

「善狐」形象乃至這種觀念的誕生及盛行,某程度上其實呼應著古人主觀認知中人狐關系的變化。簡單而言,在古人的認知中,狐是從野狐逐漸演變成家狐的。

在古代,有「城狐社鼠」之說,是說狐鼠居於城牆和土地祠洞穴中。在一些狐妖故事中,還有言狐妖居於竹間孔穴中的,有言以大樹為窟的,有言以山中大土洞為住窟的。如此等等,其實都符合狐的生態習性。

諸般說法之中最常見的是墓居之說,即言狐居於墓穴之中。實際上這種描寫的確是符合真實情況的,並非想像,《中國動物志》在描述赤狐的棲息處時就提到了墓穴。

這或許是因為墓地近於人居,所以棲止於墓地的狐最易被人發現,不如山林荒野之狐窟般人所罕見,因此古人在狐妖故事中也大抵寫狐妖狐精以冢墓為穴,而且是無人祭掃的古老荒墓。

徵之小說,狐精墓居始見於西漢《西京雜記》,其卷六載一白狐居春秋晉國大夫欒書墓中。自此狐居墓穴之載不絕於書,唐代白居易還寫過《古冢狐》一詩。

古墓成為伴隨著狐精的一個重要意象,不僅反映出狐作為隱伏之獸的生物學特徵,還以古墓之荒敗幽暗映襯著狐妖的神祕妖性。正因為後一點,所以在狐文化語境中一般洞穴多遭到排斥,而獨取冢墓,尤其是古墓。

直到明代中葉,社會上開始相傳京師住宅多狐的說法,狐由此始遷入人居。

《萬历野獲編》說狐「舉廠為窟穴」。
《五雜俎》則說:「今京師住宅有狐怪者十六七。」
《獪園》「狐妖一」也說:「京師民家所居屋下,多野狐窟宅。」

狐宿於民居,是狐妖觀念的重要變化。古來多言狐居古墓洞穴,是為野狐。如今改為坊巷民居,分明已成家狐。對於家狐,《獪園》、《耳談類增》多有記述。它們寄居民家,服役於主人,儼然是主人的朋友和差僕,並言未來休咎,使主人趨利避害。

由野狐到家狐的變化,實際反映著世人對狐妖品格評價的變化,即從視狐為妖魅災害之物,到視其為通人情有人性的無害乃至有益之物。

家狐觀念起於北京,這同北京作為大都市的地位有關。京人既然多談狐妖,傳言京師多狐,那麼狐妖必然居於街市巷裡,而且不只是棲息於廢園空宅,而是踴躍地假屋而居,於是人便成為了狐的房東。

狐和人的這種新關系的出現勢必促成狐妖觀念的變化,狐妖的人性、善性便在這種情況下被加以渲染。

而到清世則此說大暢,家狐觀念和狐仙觀念結合,在狐仙信仰的作用下,家狐就遍布各地了,且有了「仙人(狐仙)好樓居」的說法。

清人認為狐仙和野狐的一個很大不同點,就是喜近人居,這一點也有異於前代狐妖觀念。在清人看來,狐在「人物之間」、「仙妖之間」,因而具有人性、仙性,所以應當以人居為居。

狐占據高樓空屋,既合前代遺留的狐出沒於偏僻之處的觀念,又能在人類環境中體悟人道,尤其是已經修成人道的仙狐,狐妖故事中不乏其「事事與人同」、「利於近人」的描寫,而且「不為害」,甚至還與人建立起良好的睦鄰關系。

這一觀念恰到好處地反映出與野狐儼然有別的這種家狐的特點。家狐、野狐之別,某程度上正也是狐仙、狐妖之別。

狐妖善美化的因素之二——狐妖報恩類型的故事傳說

狐報恩類型的傳說故事,古已有之。到了明代得到進一步強調。

狐妖報恩的方式視乎具體故事而有所不同,常見的方式有:

  • 以身相許

以身相許是最常見的報恩方式,很多時候也是狐妖故事中人狐交往乃至人狐情緣的契機。

  • 以錢財報

狐妖善攝物,這一特點前代雖也有提及,但至明始為突出。狐妖有時候會為了討好情人而盜竊他人財物,但也會因為感激恩人而以錢財報恩。

《七修類稿》中張姓人救狐於犬下,所以狐妖才主動獻身贈金。
《燕山叢錄》中還記有京城邏卒救助醉臥在地的玄狐,於是狐每日致銀五分以為取酒費。
《耳談類增》卷四七《京師狐》也是同類故事。

  • 以行動報

有些狐妖的報恩方式較為特別,如《耳談類增》卷七「大別狐妖」。其中大別狐為故事人物蔣生作媒,助他娶其愛慕已久的女子為妻。

具體方式或許還有其他,如救恩人之命等,但這些狐妖大概都是出於為了滿足恩人的願望或作福於恩人之類的思維邏輯而行事。

——

對恩人或情人相報,意味著狐妖的惑人性害人性的消弭和善性品格的註入,這無疑是用倫理觀念改造傳統狐妖的結果。隨著人狐之間的關系好轉,距離拉近,這種類型的狐妖故事至清世變得更為常見。

番外·人妖殊途觀念的相關情況

明清時期狐妖觀念的善美化進程,其實早在唐代便已經開始,如《任氏傳》。或者可以說,自文學審美對民俗觀念中的狐妖觀念進行渲染美化的時候,狐妖形象的善美化現象便已經開始。

或可以人妖殊途觀念的變化來進行重點說明。

從現代的情況來看,人和妖之間存在陰陽相侵的邏輯已經是文藝作品對人妖關系的描寫中頗為常見的一種觀念。

這種說法其實最早見於晚唐·裴鉶《傳奇》「孫恪」中。故事寫秀才孫恪蠱戀猿精袁氏,後遇表兄處士張閑雲,處士對他如此說道:

愚兄於道門曾有所授,適觀弟詞色,妖氣頗濃,未審別有何所遇。……夫人稟陽精,妖受陰氣,魂掩魄盡,人則長生,魄掩魂銷,人則立死。故鬼怪無形而全陰也,仙人無影而全陽也。陰陽之盛衰,魂魄之交戰,在體而微有失位,莫不表白於氣色。向觀弟神採,陰奪陽位,邪幹正腑,真精已耗,識用漸隳,津液傾輸,根蒂盪動,骨將化土,顏非渥丹,必為怪異所鑠。

這段話講的是人妖陰陽相幹的道理。這種觀念是道教對精怪鬼魅的普遍看法,裴鉶本人好道,特地假筆下人物張閑雲之口提出上述說法,如此便有了權威性。

然而,這種說法在唐代狐妖故事中卻未見有關記述,只有《廣異記》「王苞」中寫及道士葉靜能能察覺狐妖身上的「野狐氣」,僅此而已。

也就是說,起碼在唐代,小說中的狐妖在與人間男子結為性伴侶後,除非有意作祟而使人患「狐魅疾」之外,大抵都不對人構成危害。

但到了宋代,上述的陰陽相克的妖精觀念開始進入狐妖觀念中,從此一直延續下去。大凡被狐媚魅惑的男子,其神色都會透露著邪氣和妖氣,從而被道士識破。

與此觀念相關的突出描寫,可見於《青瑣高議》「西池春游」。其中狐女獨孤氏對其對象侯誠叔構成危害。小說寫道:

前後七年,生甫補官都下,有故遊相國。遇建龍孫道士,驚曰:「生面異乎常人。……凡人之相,皆本二儀之正氣,高厚之覆載。今子之形,正為邪奪,陽為陰侵,體之微弱,唇根浮黑,面青而不榮,形衰而靡壯,君必為妖孽所惑。子若隱默不覺乎非,必至於死也。……」

故事中孫道士的一番話表明了一種新的看法,即狐盡管在主觀意向上無害人之心,但由於人屬正,妖屬邪;人屬陽,妖屬陰,以邪奪正,以陰侵陽,人便會體弱形衰,久則至死。

元·元好問《夷堅續志》「狐戀亡人」中,狐女亦無心害人,但還是使故事人物陳承務「感疾而卒」,這顯然是狐妖禁忌觀念不斷強化的結果。

然而,「西池春游」中卻找到了文學審美與宗教觀念的協調方法。故事中狐女獨孤氏雖然對其對象侯誠叔成危害,但卻可以憑借丹藥來克制這種妖精以陰侵陽的後果。

這可以說是作者在狐妖損人的宗教觀念和人狐戀愛的審美情感的沖突中找到了協調的方法,從而使宗教禁忌向世俗情感妥協。

獨孤氏在這方面的能力顯然也是「術狐特徵」的體現,但與前代狐妖不同,獨孤氏的法術被用以實現人狐戀愛關系的順利發展。由此亦表明了狐妖有辦法使自身對人類不構成傷害。

結語

總括而言,清代狐妖故事中「善狐」形象的誕生與古人主觀認知中人狐關系的變化很大程度上存在連帶關系。

作為自古以來就已經存在於古人認知中的靈物,或者說妖精,人和狐之間的關系也在漫長的历史長河中動態變化著。

最初,當狐在古人的認知中還是「凡狐」的時候,人和凡狐大概是獵人和獵物的關系。到了後來,在災異祥瑞觀念的影嚮下,狐在古人的認知中分別變成了「瑞狐」和「妖狐」。

對於前者,古人是抱著一種敬畏尊崇的心態去面對並供之於廟堂。從傳說故事的記載來看,古人認為瑞狐除非是受到了冒犯,不然也不會無端作祟。如此看來,人和瑞狐的關系似乎比較和諧,但相互之間也顯得較為疏遠。

對於後者,古人一開始無疑是厭惡的,所以才會有那麼多關於驅逐狐魅及退治妖狐的故事和傳說。狐妖作祟和道術之士伏狐,體現出邪正鬥爭的觀念,而勝利者往往是代表著正義的道士、術士一方。

但再之後,可能是因為狐妖的身影頻頻出現在志怪小說之中的關系,故事中的狐妖形象開始脫離現實中的民俗觀念原型,並在文人的審美加工下,開始與人類和平相處,甚至談起了戀愛,一同組建家庭。

明清之際,在狐仙信仰的影嚮下,人對狐妖的觀感進一步得到改善。這種情況映射到狐妖故事中,便是狐妖們的妖異性得到消弭,而善性得到張揚。

這是清代民眾文人以三教觀念對妖精文化的改造結果。由此,便誕生了許多人狐共存,相親相愛的故事,風格有異於前代,許多頗具人情的狐妖也因而誕生。

在這些「近乎人」的狐妖身上,大概承載著清人對某種理想人格、理想伴侶的幻想。狐妖形象從此不再只有妖邪作祟的一面,更有美好得讓人心往神馳的善良品德,人性之光輝。

參考材料

《中國狐文化》P.162-163,244-245,257-267,308-322,351,李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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