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文化特輯(6)明清以來的民俗信仰——「狐仙」

狐

文:哀吾生之須臾

隨著時代推移,狐文化經历了漫長的嬗變過程。狐曾經以不同的文化面貌存在於古人的認識中,筆者嘗試歸納之,最終分別定類為「凡狐」、「靈狐」、「祥狐」、「神狐」、「瑞狐」、「狐魅」、「狐妖」、「狐神」、「狐仙」等不同階段及形態。

狐在先秦古人的印象中,有極具靈性、通達人情、懷有仁德的一面,亦有神祕詭異、難以捉摸、鬼鬼祟祟的一面。基於這兩種印象,「靈狐概念」後來分別沿著「瑞狐文化」和「妖狐文化」這兩個方向發展。

與瑞狐文化不同,妖狐文化自古至清都深深地紮根在底層民間,群眾根基十分穩固,所以其流傳的時間跨度和空間範圍都很廣,影嚮力亦非瑞狐文化可比。

妖狐文化的發展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自先秦到魏晉,主要表現為民俗宗教文化;第二階段是自六朝至今,除了作為民俗文化存在之外,文學作品中亦有不少妖狐形象。筆者姑且將之概括為「妖狐民俗文化」和「妖狐文學文化」。

故簡單而言,「妖狐文化」可以劃分為三部分,

  1. 先秦以來流行於民間的「狐魅」觀念——這可謂是「妖狐文化」的早期形態。
  2. 文學作品中的「狐精」及「狐妖」的表現——這反映著當時社會上流行的狐妖觀念,一定程度上體現著相應時期的「妖狐文化」。
  3. 演化自狐魅觀念的「狐信仰」——其中又可分為「狐神信仰」和「狐仙信仰」。

關於上述第一和第二項,可以參閱本系列上一篇文章。本文旨在介紹第三項中的「狐仙信仰」在明清時期的概況,所以以下內容將分為四部分:

  1. 從「狐神」到「狐仙」的過程
  2. 清代狐仙信仰的表現形式
  3. 狐仙信仰中的禁忌
  4. 清代的「偽狐現象」

第一部分 從「狐神」到「狐仙」的過程

清代是中國狐文化的第二個繁盛期。明清之際,「狐神信仰」在道教文化多年以來的渲染下逐漸轉化成「狐仙信仰」,並在許多地區廣泛流傳。不過,雖然兩者之間也可以說是存在演變關系,但其彼此在內涵上還是有著很大不同。

在中國古代宗教文化觀念中,「神」和「仙」其實是不同的概念。

簡單而言,「神」是一種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特殊存在,除了人死後可以為神外,山川動植的精靈都可為神,這些神或多或少都具備在一定程度上幹涉或支配現實中的某些事物的能力。

因此,所謂「狐神」大概就是指具備超自然力量以作威作福(幹涉現實)的狐妖。它們通常會因為其超凡之力而受到世俗凡人的崇拜,多表現為建祠立龕。

「仙」是一個充滿道教文化色彩的概念,是指通過修煉超越肉體生命而長生不死的存在。置之於狐,則為狐仙。

然而,清代民間對神和仙不作細辨,而且由於仙人之說在當時的文化語境中最為流行,因此亦會稱神為仙。

清·李慶辰《醉茶志怪》卷一「狐伏妖」所寫之天狐,既是「天上神」,又被稱為「狐仙」。

同上書卷三「鼠媼」說天津鄉下「供五仙像」,而清·俞樾《右臺仙館筆記》卷一三卻謂之「五家之神」,清·薛福成《庸庵筆記》「述異」稱之為「五顯財神」。清·許奉恩《裡乘》卷六說「京師都總管廟,其神為狐族之長」,下文又說「野乘所載仙緣不少」。

這固然是因為百姓對宗教觀念的認識不深所致,但確實也讓「神」和「仙」在很多文化語境下得以通用。上述引文實際上亦已說明清代狐神被納入了狐仙系統,前代遺存下來的狐神概念亦由此被狐仙概念消融並吸收。這些都是狐神信仰轉化為狐仙信仰的重要原因。

其次,這也是道教觀念長久以來積極幹預、滲透民俗宗教文化的結果。狐文化自作為妖精文化的一類而出現的那一刻開始,便已與道教的精怪變化觀念緊密相關,其在發展過程中也自然會持續受到道教觀念的影嚮和規限。

明代道教極為盛行也極為墮落,內外丹採補等邪說風靡天下,無論在統治階層、士人社會或是民間都極有市場。明人的狐妖觀念中亦因而吸收了道教採補、天癸、內丹等種種說法,大眾亦認為狐妖會通過修習這些修煉法而成仙。這種觀念一旦形成,勢必形成發展趨勢。

清代道教雖呈衰微之勢,但在民間仍有很大影嚮,而且不管人們信仰不信仰道教,神仙、修煉等道教觀念已早已成為文化語境中的常識。而且,由於在世俗情感中,人們「敬鬼神而遠之」,但對仙卻親近多於敬畏,所以清世出現了妖神泛仙化的現象。

唐·司馬承禎(?)《天隱子》雲:「在人曰人仙,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在水曰水仙,能通變之曰神仙。」

人仙活動在人間,地仙、水仙也近乎人世,據說天仙亦經常下凡,這樣人和仙之間就建立親近感。神則不同,其居於天宮或祠廟中,屬於冥冥中的神祕力量,於人而言缺乏親近感。再者,神性威厲,仙性平和,這也是民眾親仙畏神的緣故。

因此,清代世俗情感向仙傾斜,所以在清代便水到渠成地出現了「狐神仙化」的現象。甚至並不限於狐妖,凡是妖精之屬都進入了仙列。

《聊齋志異》有猴仙、有蟹、蛇、蝦蟆「三仙」。
《醉茶志怪》亦有狐、蛇、鼠、蝟、黃鼠狼等「五仙」及鯉仙、槐仙、蝶仙。

物皆為仙,這表明清代的仙概念具有普泛性。可能也是因為上述情況,在清代民眾的宗教觀念中,除少數大神如關聖等外,一般來說都是仙(不是被稱為仙的精怪)的地位比神為高。仙人貴於神人,仙術大於神力,許多清代故事中都透露著這種觀念。

加上明清之際開始流行人狐共居的說法,狐與人的關系變得極為密切,這種情況反映到古人的印象和觀念便是「狐近人也」,「人物異類,狐則在人物之間」,認為狐性近於人類。

由於這種世俗審美觀念對傳統宗教妖精觀念的幹預和反撥,狐妖的妖邪性被大大弱化,甚至被美化為善良之物,人狐之間亦建立起了和諧關系。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為狐所選擇​​的超自然形象自然是仙,不再是敬而遠之的神祇。

此外,「狐」和「仙」兩種概念早在唐代的志怪小說之中便已發生過結合,不過當時並沒有廣泛形成「狐仙」的概念。「狐仙」概念要到道教氣氛濃厚的明代中後期開始才正式出現在志怪小說故事中,然後再逐漸反過來影嚮現實世界的民俗宗教文化,並廣泛流傳。

第二部分 清代狐仙信仰的表現形式

明代中後期,社會上崇道氣氛甚濃,狐神信仰在這個情況下受到道教文化滲透和改造,到了清代終於轉化成「狐仙信仰」。

狐仙崇拜至晚在康熙年間已經盛行,當時正是清初。蒲松齡《聊齋志異》中言及狐精的故事有七十餘篇,占全書五百餘篇的七分之一,數量可觀,當中描寫「狐仙」的故事頗多。此處無需贅舉。

乾隆後期,對狐仙的記載和描寫更多。和幫額《夜譚隨錄》、長白浩歌子《螢窗異草》、袁枚《新齊楷》(原名《子不語》)、紀昀《閱微草堂筆記》、樂鈞《耳食錄》等書都記有許多狐妖或狐仙的故事。

光緒年間的小說筆記也盛談狐仙,記載較多的有宜鼎《夜雨秋燈錄》、俞樾《右臺仙館筆記》、李慶辰《醉茶志怪》等。

除上述諸書,其餘不勝枚舉,可以說有清一代近三百年間,狐仙之談不絕於書。甚至到了民國仍多有記載,如楊鳳徽《南臯筆記》、金梁《瓜圃述異》等。

雖然清人所記多為小說,但故事之中亦有大量屬於民俗文化的元素依然保持著民間流傳的原始狀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清代的狐仙觀念和狐仙信仰。

清代狐仙信仰的外在表現形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 一、民間建祠廟祀奉

清代,民間建有狐仙廟、五顯財神廟和胡總管廟。

康熙·東軒主人《述異記》卷上「胡老人」記雲:「德州有狐仙廟,能知未來事。」

此廟狐仙喚作「胡老人」,其神異之處在於「能知未來事」,這與前代的狐神信仰沒有差別,卻稱之為「狐仙」,恰能說明明清之世的狐仙往往由狐神轉化而來。

鹹豐、同治·薛福成《庸庵筆記》「述異·物性通靈」記雲:「北方人以狐、蛇、蝟、鼠及黃鼠狼五物為財神,民家見此五者,不敢觸犯,故有五顯財神廟。南方亦間有之。」

在清代,五仙崇拜盛行於北方地區,特別是北京、天津一帶,家家供像祭祀。

同治·許奉恩《裡乘》卷六「吾鄉某太史」載:「京師都總管廟,其神為狐族之長。」

此所謂「狐總管廟」,其實也是狐仙廟。不過其中之狐乃狐之首腦,較為特別,頗似宋代狐王廟。據說狐總管管轄著所有的狐,所以民家若是被狐騷擾,可以向狐總管投訴。與此類似的還有「狐判官」之說。

在民間信仰中,狐仙從來都屬於淫祀,不入正典。雖然地位連青蛙都不如(《三教搜神大全》中有蛙神),卻甚麼事都能管一管,所以百姓遇「水旱疾疫」便「悉禱之」。

乾隆十三年·張天澤、錢之青《榆次縣志》載:「凡遇旱請神,兩種互為迎送,謂之『神親』。或迎龍神,或迎狐大夫,或迎李衛公,或迎麻姑,或迎小大王。禱得雨,則將一廟之神俱清,謂之『請後神』。」

清代的狐仙信仰越演越烈,所以到了民國,民間立廟祀狐的現象也極為普遍。譬如遼寧義縣民間立胡仙堂、大仙堂、或附祀於各大廟中,巫師也立小廟事狐治病。

民國20年·王鶴齡等《義縣志》卷九「民事志·禮俗」載:「其廟或稱胡仙堂、或稱大仙堂,篤信而祀之者甚夥。」
民國25年·宋大章等《涿縣志》載:「(居民)唯對狐仙信仰甚深,家家供奉,並敬書『天下財源主,七十二口仙』類似聯語之紙條粘貼之。……有些老太太,甚至是中年婦女,有了煩難就到狐貍經常出沒的地方去進香許願。許多古建築遺址、樹木殘骸周圍的洞,被視為最有靈驗的地方,經常香煙繚繞,供品滿地。」

某些地區甚至還有狐仙誕日之類的節日慶典。如山西太穀縣以七月五日為狐公廟會等等。

民國20年·安恭己等《太穀縣志》卷四「風俗」載:「山西太穀縣有狐公廟,有廟會。七月……初五日,狐公廟會。」
民國23年·路聯逵《萬全縣志》載:「是日(九月初九日),俗傳『狐仙誕日』。信者殺羊祭之,謂之『領牲』。巫家懸燈結彩,鼓樂喧天,以祀其神。愚夫愚婦送供甚豐,並厚贈巫。」
民國24年·陳繼淹《張北縣志》載:「九月初九日,謂之『重陽節』……是日,俗稱狐仙誕日。信者皆殺羊祭奠,謂之領牲,保佑四季平安。巫婆懸燈結彩,以祀狐仙;平素信仙者,皆來送供錢,以酬答神靈。 ……為謝狐仙,集會廟前。於是日,各邨殺牲祭奠,其祭肉按戶平均分配,此公共團體之祭奠;至私人祭奠,由各家自行辦理……」

直到民國時期,祭祀狐仙的習俗在華北、華東地區也曾一度流行。雖然近代因各種原因而逐漸式微,但大批闖關東的農民把這一信仰習俗又帶到了東北地區,於是狐仙信仰便在那裡得以保留。

遼寧《海城縣志》載,當時民間有「胡仙堂,或稱大仙堂。各廟亦多附祀者……廟中塑像,老少男女不等,皆為清代服裝」。

遼寧《桓仁縣志》載:「土地廟、七聖祠、山神廟、狐仙堂,鄉邨到處皆有,每月朔望,鄉人或有送香敬奉,默求靈佑者。

吉林省和黑龍江省的一些縣志中應該也有類似記載。《中國民間信仰風俗詞典》中亦雲,狐神狐仙的崇信之風也盛行於薩滿教流行的廣大地域。

  • 二、民眾家供狐仙(「保家仙」)

在家中供奉狐神,最早見於唐代。

唐·張鷟《朝野僉載》雲:「唐初以來,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飲與人同之,事者非一主。當時有諺曰:『無狐魅,不成邨。』」

起自唐代的狐神信仰和明清之世的狐仙信仰雖在本質上有所差異,但這種信奉狐神或狐仙的形式在民間一直綿延不絕。清代文人筆記和地方史志中亦多有相關描寫,當中內容雖然因為經過作者渲染而顯得荒誕,但也能反映並說明清代中後期官宦百姓家奉祀狐仙的情況。

清·百一居士《壺天錄》載:「津人現又有五大家之說,家喻戶曉,供奉不遑……五大家者何?蓋謂狐、蛇、鼠、狼、刺蝟也。」

清·宣統三年·雷飛鵬《西安縣志略》載:「其供於家者,尊之曰胡大太爺、胡三太爺、黃三太爺……其最信者多薩瑪(薩滿),有男有女……女薩瑪則恆[⿰亻叕]胡、黃大仙等名以為主,形狀妖媸、技與男薩瑪略同。」
民國23年·路聯逵《萬全縣志》載:「各家皆供狐仙,以求保佑。甚至有一人即供一仙,俗呼為本身狐仙。」

在家供狐仙,除達斡爾族等少數地區在家中設小木廟之外,大部分設神龕,也叫設「案」。「案」設與正房北牆或迷失牆上,牆上開一個深約30公分的淺窗口糢樣的凹洞,擺上狐仙牌位,上書「仙師/仙姑×××之位」,仙名往往具體到如「胡玉明」、「黃翠萍」等。據說這種仙師之名是由向該戶人家傳仙之人來轉述,也有牌位上只書「胡仙大士之神位」的情況。

少數人家甚至會供奉好幾個仙師。或設牌位,或掛繪像,或立塑像,或在狐仙所居之處設供。神龕外掛紅色布幔,龕前桌上擺香爐一對,布幔常合,煙香不斷。初一、十五或其他時日、節日、家中喜慶之日,總之逢年過節和有事求仙時都要上供,擺上供果,燒以紙箔,然後告訴仙家所求之事,或治療疾病,或祈福避禍。

護一家者為之「保家仙」,除了狐仙,其他的動物仙理論上也可以成為「保家仙」,不過從東北地區的情況來看,還是以狐、黃二仙最受歡迎。

另外,還有「本身狐仙」一說,「保家仙」護一家,「本身仙」似乎只護一人。可惜筆者所見的相關材料只有下引一條,故未知其實際具體情況為何。

民國23年·路聯逵《萬全縣志》「迷信」載:「迷信甚深,尤以婦女為最。各家皆供狐仙,以求保佑,甚至有一人即供一仙,俗呼為本身狐仙。子初生時即供之,生男則供女狐仙,生女即供男狐仙,男娶女聘後,則所供之狐仙亦改為男女雙坐矣,人死,則將本身狐仙焚之,或裝入棺內。」
北方家奉狐仙十分普遍,人家往往有之,而且許多人家都會把狐仙當作德高望重的家中長輩來看待。天津地區奉五仙,狐仙為其首,不僅建有五聖廟,民家還紛紛設像供奉,但這些邨落或社區共有的狐仙廟或其他廟在現代都已經沒有了。

清·李慶辰《醉茶志怪》卷三「鼠媼」雲:「予鄉有供五仙像者,其神為胡、黃、白、柳、灰。胡,狐也;黃,黃鼠也;白,蝟也;柳,蛇也;灰,鼠也。」
清·張燾《津門雜記》卷中「仙家搬運」雲:「北方妖異,多於繁星。有所謂大仙者,即胡、黃、白、柳、灰也。居人供臯,唯恐不謹。」
清·百一居士《壺天錄》記:「南方多鬼,北方多狐,此常諺也。乃津人現又有五大家之說,家喻戶曉,供奉不遑,則奇而險也。」
狐、蛇、鼠、蝟、黃鼠狼,這五種動物都是北方城鄉常見之物,在清代泛仙觀念作用下均被尊為仙人而合稱「五仙」。五仙傳說極多,就中又以狐仙最多,或可說明五仙中狐仙最受崇拜。

魯南地區常把仙師牌位和「天地君親師」的牌位放在一起,甚至在供仙師的神龕旁同時供一尊觀音像或觀音牌位。一方面可以看出狐仙等五仙在民眾信徒心中的地位可與正神比肩,另一方面或許也反映了狐信仰與佛教的關系。

另外,人們也會在狐和鼬經常出沒的地方進行野祀,或許他們認為在這種地方出現仙跡的機可能性高一些吧。

山曼《山東民俗》「靈物」載:「人們一般不敢傷害狐貍,反而去祈求它給人降幅消災。有些老太太,之中年婦女,有了煩難就到狐貍經常出沒的地方去進香許願。許多古建築遺址,古樹木殘骸周圍的洞,被視為最有靈驗的地方,經常香煙繚繞,供品滿地。偶有應驗,便要還願,或送小衣服、小鞋,或供油條、饅頭、糕點,或桂旗、桂紅。」
有些地方是把狐仙供在菜園裡,應該也算是野祀的一種。

《中國各民族宗教與神話大詞典》載:「瑗琿地區達斡爾人將其敖雷·巴爾肯(即狐仙)供奉在菜園裡……他們制作的偶像,是在白布上畫一穿黃色馬褂的男子和一穿藍色旗袍的女子,另有立著的一對童男童女。」
一般而言,人們向狐仙祈求的都是與其生活息息相關的事情,如學業、事業等。由於其信仰出於功利心,所以形式上更接近是跟狐仙談條件,例如若狐仙保佑其願望達成,那麼人們才會前去還願,為狐仙擺上燒雞、魚、肉等供物,反之則還會向狐仙發牢騷。

在大眾印象中,狐仙近乎人情,也有喜怒哀樂,所以定時供奉不及時的話,似乎會降罪於該戶人家,使人生活不順。

保家仙還具有傳承性,若是某家的保家仙無人供奉,被斷了香火,似乎還會降災於該戶人家。此時,人們便會找「出馬仙」來與其保家仙溝通,以解決問題。

  • 三、女巫請狐仙(「出馬仙」)

清代以來,東北地區民間會稱能自主使狐仙等仙家附體的靈媒為「出馬仙」,華北地區稱之為「香頭」,這是清代以來中國北方民俗信仰中的重要角色。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四載,女巫郝媼「自言狐神附其體,言人休咎。」;卷九載田氏媼「其家事狐神,婦女多焚香問休咎。」
清·湯用中《翼駧稗編》卷二「肥城狐」記:「山東運河安山閘於少府為餘言:肥城某邨有狐,在一媼家,與人言休咎。」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胡四相公」載,南城巫媼「日托狐神,漁病家利。」
清·俞樾《右臺仙館筆記》卷九記:「河南潁州人李麟生玉方,以縣令需次江蘇。自言幼時至桐城一親串家,其家適請狐仙。狐仙乃姊妹二人,一女巫主之。……甲夜仙至……一人曰:『可瞻仙容否?』應曰:『可。』……見二女子拾級而登,及霤而隱。年可十六七,容貌昳麗,而身材身段,較之常人不過三之二而已。仙畏燈燭光,雖香煙亦避之。……」

仙家附體,多言休咎或治病之事。雖然請仙的巫覡男女皆有,但由於狐仙多傳為女性,所以請狐仙者亦多為女巫,其所事狐仙亦各有不同。

靈媒成為巫師的過程雖然與薩滿教相似,但除了在給人看病的時候會進入「大仙」狀態之外,更多的時候還是如普通人一般生活,不像薩滿巫師那樣在特定社交範圍內有較強影嚮力。

據說狐仙降臨方式有二:

  1. 附女巫體,應人問對。
  2. 直接降臨,但常隱形。

大概都只是巫婆巫師用來迷惑無知愚民的說法。狐仙附體所言最好糊弄人,女巫信口開河即可;隱形而降也不難,由人躲起來假裝狐仙言語即可。

觀《右臺仙館筆記》所記,大概是由兩位容貌甚佳的女子扮演狐仙姊妹,不過因為怕露馬腳,所以降仙要在夜間進行,而且要避開燈光。所謂「仙畏燈燭光」,不過是掩人耳目的手段而已。

此外,天津人奉五仙,女巫亦有請五仙之事,稱為「頂神」。

清·俞樾《右臺仙館筆記》卷一三記:「天津有所謂姑娘子者,女巫也。鄉間婦女有病,輒使治之。巫至,炷香於爐,口嘓嘓不知何語,遂稱神降其身,是謂頂神。所頂之神,有曰白老太太者,蝟也;有曰黃少奶奶者,鼠狼也;有曰胡姑娘者,狐也;又有蛇、鼠二物。津人合而稱之為五家之神。」

據記載,天津之外,東北滿族薩滿教巫師也有跳神請五仙的宗教儀式。

民國22年·萬福麟、張伯英《黑龍江志稿》卷六「地理志·風俗·祭祀」雲:「薩瑪教……凡祭祀祈禳必跳神。……至神之所托,多為狐、黃、白、柳、虺五種。」
民國9年·孫蓉圖《璦琿縣志》卷一〇「禮俗志·祈禳」載:「禳病用巫祝……滿洲則重跳神,名曰跳太平神,跑神人腰鈴手鼓,作法演技,托為孤、黃、白、柳、虺五種神。……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為跳神會。」

河北地區亦有這種巫術活動。

民國22年·李學謨《滄縣志》卷一二「事實志·禮俗·習尚禁忌·巫覡」載:「其教崇祀鼬、狐、蛇、蝟,愚民有病恆延之,至則必曰蛇蝟為魔,於是焚紙燃香,旋舞跳號而禳之。或掐擊病人股腋,雲為驅魔,往往香煙未燼而病者震死,愚民不悟也。」

  • 四、扶乩請狐仙

扶乩又稱扶箕、扶鸞,是一種迷信術。起於唐,盛於宋,明清未衰,民間百姓與士大夫皆好之,宮中內府亦有信者。

明·趙善政《賓退錄》載:「世宗崇信箕仙,建承天閣以奉之。熊尚書決,疏言乩仙之妄,上大怒,命錦衣衛押發原籍為民。」

其方法有很多種,常見的是將一丁字形木架置於沙盤上,施術者兩手各扶一端,或為兩人施術,則兩人各扶一端,事先焚符請神,「神」即在沙盤上畫出字跡,或為詩,或為話語,以答卜者所問,或示以吉兇。

清·李慶辰《醉茶志怪》卷三「乩仙」雲:「世之扶乩召仙,大半皆人之腕力。視為真仙,則惑之甚矣。顧扶乩一事,偶爾遊戲則可,若籍之以占吉兇,治疾病,鮮有不誤事者。」

扶乩所請之神被喚作乩仙,又作箕仙。宋代多為紫姑神,明清則五花八門,甚麼仙都有,狐仙亦在其列。清代筆記中例子頗多,亦不贅錄。

狐作為乩仙,和女巫所事之狐仙性質相同,都是被法術請來預言吉兇或消災祛病的。只有民間普遍信仰狐仙的情況下,狐仙才能加入到術士和女巫的迷信活動之中。

  • 五、官署祀奉狐仙

狐神和狐仙雖早已是民間崇拜對象,但從未列入國家祀典,一直都屬於淫祀。清代官署卻反前代之道而行之,堂而皇之祀奉狐仙,而且還極為普遍。

清·俞鴻漸《印雪軒隨筆》卷四雲:「聞官署必有狐仙。」

官署祀狐例子頗多,祀奉形式也是和民間一樣。官員把民間祀奉狐仙的一套搬進官府,足見當時狐仙信仰的極度盛行和深入人心。

清代官民祀奉狐仙的具體目的,不外乎幾方面:

  1. 防止狐妖作祟騷擾
  2. 卜疑問難
  3. 求醫問藥
  4. 求財邀福

除此之外,官署供狐還有些特殊目的,譬如看守文書和看守官印。上述曾言佛寺之中也有狐仙作為守藏神。這或許是因為狐妖在固有印象中是盜竊高手的關系,所以在清人眼中,狐仙也是反盜竊的專家。

第三部分 狐仙信仰中的禁忌

以下內容直接摘錄自山民《狐貍信仰之謎》第二章第二節「狐信中的禁忌」。詞句略有修飾。括號內為筆者的補充或概括。

禁忌是人們為了避免某種臆想中的超自然力量或危險事物所帶來的災禍,從而對某種人、物、言、行的限制或回避。從許多禁忌事例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禁忌被一種超自然的恐怖和危險的氣氛所環繞,實行禁忌的主體——人,存在極重的恐怖心理。

他們對那些誰也沒見過,沒經历過,甚至根本不存在的超自然力量十分敬畏,懼怕神鬼祖靈降災給他們,懼怕惡魔瘟神來困擾他們。在民間崇信的神靈精怪中,除了鬼以外,給人影嚮最大的就是狐。

數千年來書面上和口頭上流傳的關於狐的各種傳說,特別是關於狐作祟和狐報複的十分慘毒的傳聞,造成了一種濃重的神祕而恐怖的氣氛。(這種恐怖氣氛催生出狐神信仰,後來又發展成狐仙信仰。)

因此,關於狐的禁忌不僅多,而且鄉民信守也嚴。(主要有兩種形式:

  1. 語言禁忌
  2. 行為禁忌)

——語言禁忌

  • 禁呼名

這是狐信仰流行地區中較為普遍的禁忌。對狐貍和黃鼠狼都忌叫它們的名字。

對狐貍,不同地區和行業,其稱呼不一。常見的有:胡仙、仙家、胡大仙、胡三太爺、胡三爺、胡氏、胡門、胡仙姑、皮仙、老胡家、老皮家等等。

對黃鼠狼,稱黃仙、黃大爺、黃四爺、黃氏、黃門、老黃家等。

狐貍和黃鼠狼的名字禁忌習俗存在历史相當久遠了。例如南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就有所記載:「邠州城東有靈應公廟,傍有山穴,群狐處焉。妖巫挾之為人禍福,風俗尤信尚,水旱疾疫悉禱之,民語為之諱『狐』。」距今已有八百多年了。

不能直呼其名的狐信,近現代依然相當普遍。近人胡樸安在《中華全國風俗志》下編《江蘇》中說:「寧俗人家諱言狐,家中有狐者,每逢朔望焚香敬祝,且呼之曰:『老太爺』。」

達斡爾族中也有此俗,對他們所供奉的胡仙「敖雷·巴爾肯」,近乎狐貍的真名「烏奴棍」,而稱之為「叟勒·巴爾肯」(意為有尾巴的神)。達斡爾人忌獵取狐貍,不穿狐貍皮制成的衣物,甚至見到他人獵取的活狐貍,亦解囊買下,並將其帶至山野放生。(《中國各民族宗教與神話大詞典·達斡爾族》)

學者們認為,禁忌的對象包括兩個方面:神聖、神祕的事物和不潔的或危險的事物。

而對狐的禁忌則同時具有這兩重意義。狐貍在人們心目中有時是神祕、神聖、美好的,因而是可敬的,如對神或長輩,不願直呼其名,有時它又是醜惡的、兇殘的、危險的,甚至是不潔的(騷臭)因而是可怕的,不敢直呼其名。

由於後者,在不敢直呼其正名的同時,又有了帶有不敬色彩的諱稱,如騷仙、黃貓、大老鼠等等。

如某家的雞鴨遭到狐或鼬的侵害,一般是不敢聲張,非說不可時,則常常低聲對親近的人說:「俺家來了大老鼠了。」

  • 忌提醒

這是和忌呼名同時存在的一種語言禁忌。這種禁忌產生的基礎是傳說狐貍極富「靈性」,就是你說的話,甚至你心裡一動念想某件事情,它在千裡之外馬上就知道。它天性又好報複,說它的壞話當然沒好處。

「忌提醒」的另一層意思是,有些壞事本來它沒想到,你一提醒,它就真來做了。

比如,農人養了些雞,最忌說「從來沒少過」之類的話。 傳說常常是你說這話的當天夜裡,它就給你拉跑了。 與此相關的,養雞忌說「查一查」(即「數一數」)之類的話,認為一查,準少。

在崇信狐仙黃仙比較虔誠的邨落和人家,常常對有關狐或鼬的事閉口不談。遇有無知的孩子提及則趕緊呵止。嚴重的,要立即向空中對仙家作檢討,請求原諒孩子不懂事的冒犯。

——行為禁忌

  • 忌狩獵

在達斡爾族、鄂倫春族、北韓族、錫伯族以及漢族崇信狐貍、黃鼬的地區,都禁忌狩獵這兩種動物。

傳說經常獵取這兩種動物的人沒有一個有好下場的。非是自身傷殘短壽,就是家破人亡或斷子絕孫。最令人恐怖的傳說就是狐仙或黃仙利用魔力把獵人的父母妻兒幻化成狐貍或黃鼠狼的形象,讓獵人用槍親手把他的親人打死。

不過,盡管傳說如此可怕,在漢族大部分地區,仍有人以獵狐鼬為業,並且流傳著一些「狐貍怕獵人」的故事。

  • 忌傷害

除獵戶外,一般人家忌傷害狐鼬。

生長在狐信環境中的人,自小就聽到很多關於傷害狐而遭報複的傳說。而這些傳說絕對不同於一般的故事。它往往指名道姓,講的是聽的人所熟悉的某邨莊、熟悉的某人因為傷害狐鼬慘遭報複。

因此,老人就反複教訓兒孫:不要傷害狐貍和黃鼠狼,見了它們要躲著走,不要驚嚇它們。最好給它們提供些方便,比如在家中為它們鋪窩,在它們常出現的地方放些吃的預備它們來吃,有條件的最好從獵人手中買來放生。

  • 忌養犬

因為狗是狐和鼬的天敵。誠心信狐的人家一般不養狗。特別是家中住有狐或鼬的人更忌養狗。

  • 忌封閉

信狐人家的樓門屋門忌封閉嚴實,在設計建造時於門檻下面要留狐路,以供仙家出入。

(狐妖擅長縮形術,古來亦有狐妖穿越門窗縫隙入人家中的傳說故事,此禁忌或許與之有關。)

  • 忌遇狐

雖然自古有狐是兇獸也是瑞獸兩種說法,但由於傳說中狐的為害要比賜福多。因此在人們心中怕狐勝於敬狐。

民俗中,早出門,特別是太陽出以前出了做事(尤其是做買賣),如果碰見狐或鼬,就幹脆折回家,避免做事不順利或有災禍。據《中國各民族宗教與神話大詞典》記載,滿、北韓等民族也有這種禁忌。

  • 忌吹笛

在一些地區流傳著「狐女聽笛」的故事。這些地區忌夜間吹苗,以免引來狐精,禍福難料。

(例如魯南地區似乎流傳著「狐女吹笛」的故事:一個貧窮的男孩夜裡在瓜園吹笛,每晚有一女孩前來聽他吹笛,後二人結為夫婦,才知是狐女。因此父母禁止孩子夜晚吹笛,怕引來狐貍精,至今依然如此。

狐女聽笛的傳說,現在在網上也能搜到一些,其中還有種說法是說在半夜,狐女雖然會被動聽的笛聲吸引而來,但於人無害。甚至只要吹笛人夠大膽,趁其不意斷其尾巴,狐女便無法回去,然後只能與吹笛人結為夫婦。

手段是骯髒了點,不過以上說法還有些值得註意的地方,便是狐女要回去的是甚麼?為甚麼狐女被砍了尾巴只能留在吹笛人身邊,與之結為夫婦?為甚麼只要達成在半夜和笛聲動聽這倆條件,便會引來狐女?這一切都暫時未明。)

  • 忌數雞

前面已提到,農戶養雞不管多少,晚上一般不數,如果數了,夜裡常常受狐鼬竊害。

  • 忌髒物

忌在宅院裡隨便撒尿、潑髒水,忌在院子裡晾曬婦女的褻衣(即貼身的小衣服),尤其經期的婦女更要小心避忌,以免污濁之氣「沖」了仙家,遭致禍殃。

(以髒物如糞便經血來驅妖辟邪,是起碼早在唐代便已存在的古老說法。具體原理目前不太懂,但上述禁忌大概與此有關。)

第四部分 清代的「偽狐現象」

由於清代社會盛行狐仙迷信,所以不僅巫婆神漢會利用狐仙騙錢,社會上也出現了一些狡猾之輩偽裝狐仙行騙。清代筆記對此多有記述。以「偽狐」設騙局是清代特有的現象。例子也很多,此處就不贅引了。

狐妖在民眾觀念中經常以女色誘惑男人,所以就會有人讓貌美女子偽作狐妖或狐仙以騙取金錢,然後跑路。這種「人而偽狐」的騙人事情,據《閱微草堂筆記》所雲在北京似乎多不勝數。這大概是因為「京師多狐」,狐仙信仰在當時當地非常盛行的緣故。

這種「偽狐」團夥巧妙地利用了民眾對狐仙的迷信心理,從而輕而易舉地行使騙術以獲利。愚民一聽狐仙便深信不疑,不辨真偽,盲目被騙,不能自拔,甚至上當後也不知道自己被騙了,以為是真的狐仙。由此可見清代狐仙信仰之盛行,及其深入民心的程度。

另外,明代曾有妖人以狐設教,惑人聚眾。這種事情清代也有發生,甚至比前代的包含更大的欲求的政治野望。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六「朱方旦」

湖廣人朱方旦,鰥居好道。偶於收舊店買得銅佛一尊,衣冠如內官狀,朱虔奉之,朝夕禮拜者三年。忽有一道人化緣,其形宛如佛像,朱心異之,延之坐,因問:「此佛何名?」道人曰:「此鬥姥宮尊者。」談論投機,道人問朱曾娶否,曰:「未也。」道人曰:「某有一女,年已及笄,願與君結絲蘿,可乎?」朱大喜,請同行。
俄至一處,門庭清雅,竹石瀟灑,迥非凡境。少頃,有女出見,芳姿艷雅,奕奕動人。道人曰:「老夫將倚以終身,君無辭焉。」朱曰:「諾。」遂涓吉合巹,伉儷情篤。日用薪水,不求而自不乏。居無何,女曰:「此間荒野,不足棲遲。聞京師為天下大都會,與君居之,始可稍伸驥足。」道人力阻不從,嘆曰:「此數也。」遂別而行。
朱與女既入都,賃居大廈,廣收生徒,傳法修道,出其門者以千百計。時京師久旱,天師祈雨無有效也。女慫朱出,教以法咒,暗中助力。朱甫登壇,而黑雲起於東南,須臾,甘霖大沛。有司上聞,聖祖因召見,賞賜甚厚,儼然與天師抗衡。天師不得已,心妒之,乃佯與之親暱,以探其為何如人,而女不知也。
如是者一年,女忽謂朱曰:「妾有一衣,懇天師用印,諒無不允。」朱如命,遂求之。天師心疑,與法官商,此衣必有他故,不可驟印,姑以火炙之,竟化一狐皮。女已早知,遂向朱大哭曰:「妾與君緣盡矣!妾非人,乃狐也。將衣求印,原冀升天,詎意被其一火,原形已露,骨肉僅存,死期將至,即君亦禍不旋踵矣!」彼此大慟,遂不見。
其日天師已奏進,下旨將朱方旦正法。先是雲間王侍禦鴻緒劾朱妖言惑眾,至是上嘉之,擢官至大司寇。

此事乍看像是一般的狐仙故事,但這其實是發生在康熙年間的一宗妖道惑眾案。

《清史稿》卷二七一「王鴻緒傳」節錄

康熙十九年,湘廣朱方旦自號二眉山人,造《中說補》,聚徒橫議,常至數千人。自栩前知,與人決休咎。巡撫董國興劾其左道惑眾,逮至京,得旨寬釋。後在荊州以占驗出入軍營,巡撫張朝珍稱為異人。走避江浙,王鴻緒得其所刊《中質祕書》奏進,列其誣罔君上,悖逆聖道,搖惑人心三大罪,方旦坐誅。

朱方旦之教為邪教無疑。錢冰所記,摻入了民間傳聞,不免失實。如果還原為事實的話,可能是朱方旦令其妻假托為狐仙,並以狐皮為證,蠱惑民眾。

朱方旦的邪道走的比其明代的前輩們都要遠,他不光拿出狐皮狐尾來騙人,更用了偽狐之術來惑眾,朱方旦之妻甚至可謂是清代最大的一只「偽狐」。

結語

明代中後期,社會上彌漫著濃厚的道教迷信氣氛。從唐代流傳下來的狐神信仰在此環境中,逐漸受到道教文化的滲透和改造,最終轉化為席卷大半中國的「狐仙信仰」。

狐仙信仰在吸收了前代狐神信仰的特質的基礎上,融合了道教仙道修煉的文化,在神通上變得更為厲害,所以在百姓之中的影嚮力也變得更強。

由於狐仙在百姓心中的威信增強,而且狐仙信仰廣泛流傳,所以清代也有很多狡猾之徒利用這種崇拜迷信心理來行不正之事,譬如騙財、攜眾造反等,甚至出現了一種奇特的「偽狐」現象。

狐仙信仰的影嚮力極大,非常深入民心,以至於即使到了民國時期,地方縣志上也會有記錄奉祀狐仙的日子。由此可見,清世的狐仙信仰無論是在影嚮範圍還是深入民心的程度上都要比前代的狐神信仰強出許多。

在人們的觀念中,狐仙可以賜雨、賜財、治病,在功能上與正神相差無異,但除此之外,狐仙還能為男女情愛之事提供幫助,具體表現為為男女作媒,讓女子變美,傳授媚術,使移情別戀的人回心轉意等等。

或者正是因為狐仙能滿足廣大民眾的那些,正神不會理睬的,出於欲念的祈求,所以其信仰才能長久以來紮根在廣大地域的民間之中。

另外,聽說近年來道教祖庭似乎建成了「狐仙堂」,這大概意味著狐仙終於脫離了淫祀邪神的範疇,進入了道教正典,躋身正神之列。

筆者對此不太了解,但也搜尋過各方說法,似乎這位狐仙並不能以本文上述的那種民俗宗教觀念去理解。微博上的道教人士,法舍道長曾撰《天師府狐仙考》一文,發表其對此事的個人見解,或許可以參考一下。

法舍道長-天師府狐仙考weibo.com/ttarticle/p/s

說是雖然兩者都是狐仙,但在本質上是不同的。筆者不太了解這方面,所以欲知詳情,還請移步至上列鏈接吧。

參考資料

《中國狐文化》P.199-232,287-294,李劍國

《狐貍信仰之謎》P.11-13,23-33,山民

《我國東北地區狐仙信仰的調查研究——兼與日本狐崇拜比較》海寧

💰 打賞

Translate »